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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文学》2020年第3期|叶浅韵:生生之土_散文随笔_石头散文网

我奶奶说,女儿是菜籽命,种在肥地她就肥,种在瘦地她就瘦。

四平村前头的大片土地上种满了油菜花,春天时,金黄的田野就是我们的乐园。比大人还高的菜花,捂住了我们的欢笑。半山腰上,有勤劳的人家不肯闲置土地,把油菜籽种进土壤,盼望着能有一些好收成。可那些瘦寒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,细枝细叶细黄花。与田野里的浩荡之气相比,这小家子实在不成什么气候。

这生活中的常见物什身上折射出来的道理,自然就成了女儿们命运的近亲参照物。他们嫁女儿时,要向着土地多的人家。他们挑选媳妇时,又要向着粗脚大棒、腰圆背直的女子。这些征兆,与土地的肥瘦互为验证。人人都希望田野丰收、子孙健壮、代代有种。

田野里,庄稼借着肥沃的土壤长得健硕。土地的余力还滋养了杂草,它们铺张地横行在土地上,与庄稼争抢阳光雨露。它们中的一些成为牲畜口中的粮食,一些生长为种子,飘落在土地上,实现它们的自我繁衍。一季一季的土地,变着花样,喂养人们的肠胃。苞谷、洋芋、豆子、烤烟、小麦、大麦、油菜,种什么,土地就生出什么。

我们光着脚底板奔跑在田野里,找猪草,捉蝴蝶,偷蚕豆,扳苞谷。泥土的芬芳在雨后的麦地里、苞谷地里、洋芋地里、蚕豆地里,它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丰收的土地和歉收的土地,它们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。土地就像每一个母亲身体上的乳香味儿,孩子们依着气味找寻母亲的怀抱。

遇上年成不好时,冰雹、虫灾、洪涝。大人们会说,天作的天会收。往往是苞谷歉收了,荞麦丰产了。就是在那些吃不饱的年代里,也曾有过房檐下面都出满了菌子的年景。奶奶说,饿了,就烧菌子吃。没油,少盐,吃得想吐。不吃又没吃的。那些密密麻麻的谷熟菌,在稻谷被蝗虫吃了的那一年,救过一村人的性命。损余相补的自然哲学里,隐藏着一些生存的奥秘。

瘦小的伯父,一生嗜土地和酒如命。为了吃饱肚子,他给人当过长工,长年帮人放牛、放羊。饥饿是猫抓心似的难挨,寡辣辣的天,寡辣辣的肚皮,望不见一个饭粒子。他吃过树皮、草根,还吃过观音土。集体的土地下放时,伯父像是忽然成了一个大地主,从此过上有吃有穿的富日子。能有自己的土地,黄生生白生生的苞谷饭真香甜啊。

他喝醉了酒唱:新风吹进村子里,土地到了怀抱里。

耕牛是他最亲密的老伙伴,土地是他最热爱的老母亲。一沟一坎,一山一洼的土地啊,伯父在劳作时像个威严的国王。土地上的事物,顺着他的镰刀和犁铲,归顺,翻新。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粮食填饱了我们的肚皮,也给了他无限的尊严和荣光。吃饱肚子后的力气,天天都在重生。伯父觉得这些土地不够施展他的一身武艺,他便想到了开荒地,说那是开生。多么好的词语呀:开生!

后山的黄土坡上,在他的锄头的整理中,有了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,他带着豆子、花生、葵花籽种上,到了秋天,家里的吃法就多了二指。伯父就用两个手指头比一比。他常常爱说一句话:看老天给会赏你二指。我一直弄不明白,这老天赏的是脸面,还是情面。但二指,也成了另一种指向的名词。在伯父那里,是他在土地上挣得的面子。我们都要臣服于他的创造。

后山上的生地被伯父变成了熟地,后来又成了生地。现在是他的墓地。伯父若是知道他的子孙们没有遵照他对土地的推崇意愿,没准要在一场酒醉里把桃花骂得凋零。就在母亲想对她的孩子们施于书本的教育时,伯父是持反对意见的。在他眼里,女儿们能嫁个土地多点的人家,勤耕苦做就能过上好日子。至于儿子们,守住他在土地上的江山,就足够了。书生的用处,嘿嘿,几阵风就吹倒了。

如果不是伯父的固执,他的大儿子应该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他紧紧地捂住从土地上挣来的那几块钱,不顾我的父母和哥哥们的哀求,丢下一句,这是我从黄牛脚杆上敲下来的,谁也别想打它的主意。除了土地上能刨出金娃娃,我就没看见哪本书里能生出吃法来。他扬起鞭子使劲儿地抽了一下老黄牛,我们都闭上了嘴巴。

是啊,四平村的人都在土地上刨出了金娃娃,一篮子一车子,都归进了粮仓里,养活了从母亲们的肚皮里生出来的金娃娃。在缺少粮食的年代,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才是金娃娃。丰衣足食了,肚皮里生产出的娃娃才是最金贵的。人人都离不开泥土的养育,只有家里有了吃法,喂饱了肚子,心底才有了踏实安稳之感。

伯父爱他的土地,笃信土地上能生长出养活人命的一切。给儿子们分家时,太多的土地,让儿子们有了挑剔的资本。这个嫌弃后山梁子太远,那个嫌弃对门山上的土地不够肥沃。伯父把他的老烟锅往地上重重一砸,对着院子吐了两口浓痰,就开始骂人。

彼时,伯父的大儿子正值青春,去城里打工带回一个卷头发的姑娘。我们几个小鬼头躲在窗风洞里看热闹,细脚细手,嫩皮嫩肉。与村子里粗脚大棒、肩宽腰圆的孃孃姐姐们明显不一样。伯父在他的儿子带着女朋友走后,又开始骂人,说白白害他宰杀了一只老母鸡,那身皮相放在土地上,一阵风就吹得起多远。又是土地,伯父的眼里,男人女人,肥猪瘦马,都必须要与土地有关联才对。后来,我再没见过那个穿绿衣的女子。

哥哥落寞了好一阵后,与一个能在土地上撒欢的女子结了婚。他也被收拾得像土地一样齐整。伯父唱着小调子,处处夸这个媳妇是嘴有一张、手有一双。在他喝醉酒,别人上不得前时,他像敬重土地一样,敬重这个儿媳妇。我后来看明白了,只要与土地相交好的人,都是伯父的亲人。村子里那些被他夸奖的人,都是庄稼长得好的、牲口喂得壮实的。懒死,堕落,这两个词语常挂在伯父的嘴边,被他连贯作一个成语,张嘴就放在我们身上。

伯父广种博收,山上、水边、土里,处处都搞得到能吃的。两间屋子的楼上挂满了粮食,那是他口中的“黄家白当”。这四个字,在村子里是富裕的最有力描述。伯父成了村子里第一个有车的人家。牛车。他自己养的老黄牛,自己制作的木轱辘、车厢、车把手。忽然有一天他就驾在牛身上,里里发发向后山开去。他雄赳赳的样子,太像一个出征的山大王。能坐上牛车,我们就成了高人一等的姑娘小伙。村子里的孩子们哭了时,伯父说,别哭,别哭,我带你坐车车去。多么高贵的牛车呀,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。

大人们起早贪黑地在土地上刨,想喂饱人、猪、鸡、狗们的肚皮。母亲的劳动力赶不上伯父,她便想办法走了精耕的路子。当有一天,母亲提出要把那七分自留地改造成菜园经济时,当生产队长的爷爷持反对意见。出于疼爱,他勉强地同意母亲耕种一年。待那些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在街市上卖了好价钱,远远高出种洋芋和苞谷的产值时,爷爷划出了更多的土地让母亲折腾。

这事,后来就做大了。村子里的妇女们都跟着母亲搞起了菜园经济。若是放在今天,母亲的大胆改变是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样板的。村里要选妇女主任时,母亲采用逃避的方式。她不知道她的这一举动,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孩子们。我们都以为只要在土地上种好自己的庄稼,其他的名头都只能成为不重要的附属品。这种固执与伯父对土地的偏爱,是另一种雷同。

四平村缺水,比起仙人洞三台洞前面那些村子,母亲和婶娘伯母们都羡慕人家吃水方便,而她们要磨破多少肩膀皮才换得相同的劳动果实。虽然凝结在蔬菜中的劳动力有巨大差别,但它们的价值是一样的,都要通过街市上的买家来检验。这时候,母亲的精耕与别人的细作,因了水色的不同,就有了许多明显的差距。但母亲从不气馁。她在凌晨两点,点着火把下到很深的洞里去挑水。干旱季节,吃水困难,有人埋怨母亲趁别人都还睡着时,就一个人把洞里的水挑干了。还给她取了一些绰号,不外乎是些山中豺狼虎豹的勇猛角色。母亲爽朗地大笑。让我感觉那是她应该得到的荣耀,她受之无愧。

我是怨恨挑水的,但我更怕母亲手里的细条子。我的童年和少年,对水的记忆太深刻。一瓢瓢泼洒下地,土地张着嘴巴全喝干了。这里还没泼透,那里还是干的,这是母亲指挥我时常说的话。若是我的脸上敢挂着些不高兴,母亲就说,你拔鸡毛哄鬼,哄什么也不能哄土地,你哄它,它就会哄死你。赶紧,再挑五六挑来就够了。

天啊,五六挑。我吃奶的力气都丢在石洞里了。小弟爱吃苦瓜,母亲这么哄他,乖乖的,你把这两块地泼圆泼透了,我摘一个苦瓜给你炒吃。我后来才知道,小弟是个聪明的娃,他不是爱吃苦瓜,是因为炒苦瓜时要放两只鸡蛋,他更爱吃鸡蛋。但我们都不敢直接说,想吃鸡蛋。除非是病得重了,吃不下饭时。那些鸡蛋,是用来换学费的。

一群一天天长大的娃娃,成了伯父和母亲在土地上的士兵。一些跟着伯父的牛车向后山走去,一些跟着母亲往返于石洞里。土地喂养了我们的身体,我们一天天长高了、长大了。大大榜榜的样子,像他们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和蔬菜。

我得承认,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,我是喜欢跟母亲去菜园子的。黄瓜闹嚷嚷地开着淡黄色的小花,一夜之间就结出带着许多刺的小毛头,一天一个样。一些花结了果,一些花落了。落下的花花,母亲说那是开谎花。我第一次知道花也会说谎。站在黄瓜篷旁边,母亲指着一些花朵,告诉我,哪些是会说谎的孩子。茄子,穿着紫色裤子的茄子,裤子上有许多细小的刺,戳一颗在手里,疼疼痒痒地难受,还难挑出来。辣椒,结了一拨又一拨,母亲种辣椒的经验是在弯路中实践出来的。就像这土地上曾经发明了一种生产模式,苞谷套种洋芋,高棵植物与矮棵植物套种在同一块土地,增加了透气性,让植物的呼吸彼此顺畅,它们一高兴,苞谷背了大包,洋芋在地下长了大个子。这经验曾到处推广,一时成为土地上的先进生产力。

那时通讯落后,农业科技像是个盲区,仅停顿在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个人经验,在村子里互相传播。就像母亲种辣椒得到的经验。起初,她只是卖红辣椒,一拨辣椒结了,就痴痴傻傻地等着它们红了。慢慢地,发现绿色的辣椒比红色的更讨人喜欢。母亲就摘绿辣椒去街市上卖。在这其中,她发现,摘了一拨辣椒,另一拨就马上长出来。这源源不断的摘法,可以让辣椒的产量增加很多。四平村一时成了街市上绿辣椒的原产地。村子里骂小孩子比大孩子更厉害时,他们会说,哟,绿辣椒比红辣椒还辣呀。

辣椒歘皮,好伺候。而西红柿娇气,一不小心就要患病,患起病来就要相互传染。为了卖个好价钱,母亲把绿色的西红柿摘来了,放在箱子捂。捂一些日子,红艳艳的西红柿就坠在我们的背上,翻儿童癫痫病患者浑身抽搐怎么办山越岭去换钱了。到了后来,母亲又发现在放进箱子捂红与在树枝上自红的时间差不多。而市场上已经有“催红素”这种东西在销售了,但母亲拒绝用它。我们从枝头上摘红了的西红柿,又好看又好吃。

一茬一茬的蔬菜,在土地上一轮一轮地翻开我们的生活。母亲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,一提起土地就有使不完的力气。中学时,同学们深受陶渊明思想的影响,羡慕我的田园生活。事实上,当我带着他们在烈日炎炎下不停地采摘辣椒和西红柿时,他们心中的诗意顿时荡然无存。我相信母亲在做这些的时候,她的心中没有产生过什么见鬼的诗意,对于她来说,让全家吃饱肚子,让我们穿得光鲜些,她的理想就找到了一把梯子,她对未来的希望就有了一个合适的容器。

对,容器。家里有许多容器,盛装不同的物什。札柜巨大,够我们四姐弟钻进去躲猫猫,是用来装粮食的。打下来的苞谷装满了两个大大的柜子,把手伸进去,向下,再向下,怎么也见不到底。丰收就长在我们的手臂上,身体里。我们咯咯地笑着,角落里的老鼠们也在咯咯地笑着。它们在深夜来偷粮食,想尽各种办法,用牙齿把札柜一点点啃开一个洞。奶奶的耳朵尖,听得见它们磨牙齿的声音。她说,这些烂牙巴骨的死耗子们。

耗子从来没有被奶奶咒死。它们来来往往地穿梭于楼上楼下。一些苞谷进了它们的肚子,一些进了我们的肚子。它们中的一些,要么,毙命于黑猫灰猫的口中,要么死于老鼠药的迷魂阵里。但它们的子子孙孙像是永远都有一支打不败的队伍,生生不息。

水缸、木桶、锡盆、猪槽、鸡圈,每一样容器都在合理地归顺着家里的日子。还有一个用水泥和石灰砌成的装水的容器,只有我们家有。它们从地板上拔地而起,齐母亲的腰杆。方形的,或许应该叫蓄水池。那是土地的后备供给力。许多个深夜,母亲一挑一挑的水装进池子里,足足能装三十挑。待到了白天,石洞里人员拥挤,取水困难时,母亲的智慧让她提高了生产的效率。也让她在与别人发生争端时被人痛恨。勤劳在一些懒惰的人眼里,是一种罪恶。

土地在母亲的精心耕作下,样样生机勃勃。就是她生育的孩子们也像竹子那样拔节。有一次,她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,埋怨她的小儿子怎么要长得这么快,以至于她没时间为他做新衣,而旧衣穿在身上又格绷绷的太难看了。她没料到她年幼的小儿子会这么回复:那我应该长得像某人(侏儒症患者)才对。母亲像是犯了大错误似的,顿时语塞。她说,菜薹,一个个全都是菜薹。春天,菜薹抽得最快,一夜就拔出很高。四平村的人形容正噌噌长个子的孩子时,都说他们是菜薹。他们喜欢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打比方。

母亲除了种菜园,还大面积种植烤烟,土地是租来的。俗话说,种一亩园当得种十亩田。再加几亩烤烟,忙得脚底板翻天的母亲,没时间关注女儿的初潮,更不知道她的胸脯何时发育。至于脸上头上身上的疤痕,她完全没有记忆。生日时,奶奶煮个鸡蛋,母亲没时间去追问她那些受难的日子。鸡回家的只数,和人回家的个数,都是奶奶在操心。在这个院子里,最忙碌的两个人是母亲和伯父,他们的胸膛也像土地一样,大大小小的一窝窝孩子在土地上奔跑。他们疼爱着,咒骂着,拉扯着。

吸烟有害健康。这是香烟盒子上的标志文字。我每次看它们,就想起了那些种烤烟的日子,想起了在腊月就忙着播种的母亲。春风才吹来几阵,母亲就在最肥沃的一小片地上,撒烟苗、辣椒种、西红柿籽。那些种子进入母亲为它们准备的产房里,长根,长芽,冒出一只小眼睛、两只小耳朵,到一整个笑脸。母亲把它们移栽到不同的土地上。

我最不喜欢种烟苗,但烤烟是我们的学费支撑。搬烟叶的日子让人想想就难受,晴天时,一身的黏液,手上、脖子上、头发上。劳作一天结束去梳理头发,疼得掉了一地的眼泪珠子。雨天时,满身都是湿透的,山冈上的风一吹来,激灵灵地打了几个寒战,骨头和心都结成了冰块。双手黑漆漆的洗不干净,放在作业本上都觉得害羞。谁是抽烟人啊,害我这般不得安生。母亲说,这不是烟,是钱,是土地上生出来的钱。赶紧给我搬烟叶,那一棵还要再搬掉一个,这个叶片已经等不到下一个烤房了,它们会黄了的,黄了就烤不出好颜色了。

关于烟叶地上的事,母亲最满意我辫烟叶的速度,要两个人理烟才供得上我的手。而小弟搬烟叶的劳动力,当得一个大人。我们干活的优点,被母亲抓在手里,用来鞭笞每个人。于是,我知道我砍柴不如妹妹,挖洋芋不如大弟,拔草不如小弟。我们也都是母亲种的地,她想样样管理得好好生生。

大人们不闲一刻地在土地劳作,把水当成乳汁,把大地当作母亲,把春风当成亲戚,长啊长,长成花花绿绿的票子。我们上学的学费、杂费、伙食费都有了。伯父盖新房子的钱也攒够了。那高高的大梁上挂着长长的红布,两岸青山的回音里爆竹声声,封吉利的老先生在高声地说:平安福地,紫微指栋,吉庆人家,春风架梁。伯父伯母的脸上像被太阳镀上了一层金辉。

四平村的人不知道,农民也是一种职业,他们依靠土地养活了自己,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当然,他们也常记挂在嘴上一句话: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以一介布衣发迹的古人,留下许多圣贤事。小时候,伯父常常讲起杨状元(杨升庵)的故事,诸葛亮和姜子牙们,更是张口就能进驻人心。于是乎,坚守土地的人们就有了种种参照谱系。那时,邻村不断有人考取大学。哥哥姐姐们从村子经过,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大榜样。

大学,这是土地上多么高级的向往呀。这或许更是收藏于我母亲心中的崇高理想。从她不顾一切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姿态里,我们成了最大的获利者。母亲年轻时去山上干活,要背着两个箩去,一个箩与另一个箩换着歇气,空身上山坡去背另一个箩时,全当是在给脊背松口气。每当看见年老的母亲,双腿弯曲,行动缓慢时,我的心就掉在了故乡的土地上。我好想替母亲向土地下跪。可每一次我都落荒了,分明是想替代母亲拿些重活,倒是母亲一个人成了一支队伍,蚂蚁搬家一样地把土地上的东西搬运到我家。我在一堆东西面前惊叹,惊叹母亲是如何一个人完成这些程序的。母亲爱说,田间地埂,家物所出,相宜贵贱,都是自己的。你若是去了街上,一匹黄菜叶也得花钱不是。土地在这种时候,就像是母亲的保险箱,只要她一打开它,白花花的银子就掉了一地。

有一次弟媳对母亲说,别老想着回家去了,拿来那些东西还不够油钱呢。母亲的愤怒,在转述若干次以后,都还在冒着火药味。我知道,母亲是因为自己的羽毛受伤了,那些长在她骨头和血脉里的土地,她对它们的感情跟儿女们是一样的。好几年前,我也曾像年轻的弟媳这样冒昧过,试图去阻止一个过分热衷土地的母亲。我以为只要我们有钱了,母亲就能停止对土地的依赖。当我发现我的错误时,我成了母亲在土地上的战友。

我陪着她去街上卖菜,替她打伞,收钱,当然,也顺便把她篮子里的蔬菜送给熟人朋友。母亲有时是心疼的,有时是开心的。心疼的时候,大概是我把蔬菜送给了她不喜欢的人,她白了我一眼,说,下次不要你来了。开心的时候,是母亲看见她喜欢的人,她大方地把蔬菜塞进袋子里,推搡着让人家别嫌弃。

母亲太像土地上贪玩的孩子了,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。但曾有一次,母亲表现得像个生意人。母亲要去街市上卖莴笋,她的菜园里那一块莴笋长得很粗壮,她说再不卖了,它们就要开花谢朵了。好吧,母亲卖菜,我赶乡街子。

那一天,我的运气特别好。仿佛南山北山的亲戚们都来赶街子了,这会儿遇见父亲的大表哥,那会儿遇见老姑爷爷。手里没有送人的东西,只好拿钱出气。到了晚上散集时,母亲的莴笋也卖完了。她数了数钱,说卖得一百四十九块呢。我看着她高兴地把钱藏进最里层的衣服口袋里。我们才起身要回家时,就看见了八十八岁的舅爷爷。他像蜗牛一样,慢悠悠地走着,红彤彤的脸,白花花的胡子,是我亲爱的舅爷爷,奶奶的亲弟弟,我已经有很久没见过他了。

我摸一摸我的钱袋子,天啊,我甚至连一张红色的整钱都没有了,我拿不出手啊。眼睛向前一瞟,就看见对面的摊子上正摆着红糖卖,便买了一提红糖放在他的篮子里,又担心他走不动路。舅爷爷说,姑娘啊,还是你妈有福气,我们在土地上刨了一辈子,这后世子孙个个读瞎了,没有一个成得器。还是你们争气呀。

回家的路上,我与母亲说了在街市上遇见过的人,她说,老娘今天带着你个害人精来卖菜,真是太不划算了。我才卖得这几块钱,你倒是给了人多少了。我有些委屈,但看着更加委屈的母亲,我不敢多言。母亲习惯用土地来量入为出,她没有错。当然,下一次,我还是要跟着她去街市上卖菜。她一边以我为骄傲,一边又以我为反面教材。谁让我是她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南瓜呢?哦,对了,许多年前,她还曾经这么形容过追求我的一个小伙子,她说,只有大蒜这么高,以后生个小外孙,最多也只有南瓜高呀,要不得,要不得。

前些日子,我回了趟四平村。村子里正在发酵一件新鲜事。

烟杆三和赵大毛在河坝里打了起来。这事像风一样吹遍了村里村外。赵大毛拖家带口去了浙江打工,已经出去四五年了。烟杆三在昆明当送水工,比赵大毛家外出打工还早两年。他们出门后就把土地交给各自的老人耕种。乡间没有土地买卖之说,但置换土地一直是存在的。张家李家要起房盖屋,用得上别人家地点,互相商量着就兑换了。这些年也没见谁家扯过寡皮的。

这一回却是为了美人河边的土地因修路被占了,赵大毛得了八千块的土地补偿款。这地是烟杆三换给他的。当初赵大毛说要在这里盖座烤房。对门山上他种着三亩烤烟,他说从山上背下来就进烤房,伙同村子里另外几家在山上种了烤烟的,要盖个新式的烤房。兄弟二人吃了几杯酒下去,说换就换了。烟杆三说,要得,就这么整了,你把沙地头这点地换给我,挨着我家的,以后我苦得钱了,也好盖个大点的房子。

烤房没盖成,赵大毛就出门打工了,一去数年。这些年,他们井水河水,平时不见不犯,各打各的工。过年回来,伙在一起吃上几杯。大笑着喊对方的绰号。你个老烟杆三,今年苦得几个瘪毛钱了?死大毛,倒是苦得几个大毫子,吃酒吃肉就吃了大半。烟杆三递根红云烟过去,大毛说,你吃口真大,紫云都换成红云了呀。他们谁也没提土地上的事情。

烟杆三是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,学会抽烟后,两只耳朵各别上一杆烟,嘴上还叼着一杆烟,这烟杆三的诨名就喊开了。至于赵大毛,纯粹是合肥哪能治好癫痫病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男娃,带得娇气,生下来就没剃过头发,留个长毛辫子,剃头发时还请了客的。大毛大毛就叫开了。乡间这种风俗叫“剃长毛”,这事关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,就像种地的“种”,跟盖房起屋和婚丧嫁娶差不多重要。

赵大毛说,这土地明明是换给我的了,这钱就该我得。烟杆三说,你拿字据来,我什么时候说要换这土地给你了?事实上,村子里的人也没几个知道他们换了土地的事情。字据也没立过。这古老古代以来,四平村人做这种事,谁又立过什么字据,还不都是红口白牙说了就算的。他们一来二去的口水话,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分开了。烟杆三说,我是挨着公路的土地,这么好的地点,要值多少钱哪,我憨包才换给你。哟,要是在昆明,比这个值钱多了。赵大毛说,你狠毬得很,还不把这土地搬到昆明呀,明明是换了的土地,现在你见钱就眼开了。这几年,这土地都是我老爹在种着。不见你来根究,这回你倒是活爬起来了。烟杆三说,我就是放了养麻蛇玩,我也没闲心来种,被你家种了这么多年,我连租金都没提过,你还好意思说。

对了,沙地头的土地,自从烟杆三的爹娘去世后,那两块土地真是闲着养麻蛇和猪草了。他们这么说来说去,旁边的人也分不出谁该得这八千块钱。说是请村上的调解员来。一样是云里雾里。证据。证据就是以前分土地的老黄历,可那些老本子早就不在了。调解员请了村子里当时参与丈量分土地的老人来。三爷爷吃了几口旱烟,缓悠悠地说,这河边上的土地算是集体分土地时留下的找补地,当时这块地倒是分给烟杆三的老爹的,听说他哥五个分家时,这土地分给了烟杆三。我也是听说,唉,这人老了,不中用了。咳,咳咳。三爷爷卡了口浓痰。调解员说,换土地的事情你知道吗?三爷爷说,认不得他们的了,认不得他们的了。

当时可有人在场?赵大毛说,有,还有几个。他抓抓脑门说,对,打电话给我二弟,他在场。烟杆三说,你二弟还不向着你吗?不行。那打给大炮叔吧。大炮叔在电话里说,有是有这么回事,但他们具体怎么换法,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,啊,来了,老板,我来了。大炮叔挂了电话就去忙建筑工地上的事了。这些年他炮天炮地地说话倒是深得建筑老板的信任,上炮老板,下炮民工,每一炮都让将军和小兵们舒服安逸。那些年我奶奶就说过,这大炮的嘴巴呀连树上的鸟儿都被他喝哄得下来。他在外打工如鱼得水。去年刚在村子里盖了一栋最好的房子。还请了乡上和村上的干部来家里吃酒,面子可大了。上次我回村子里遇见,他还寻思着要请我帮他写副对联,说要沾沾我的文化气息。他听说我这几年当上作家了。

调解员的唾沫星子左飞飞,右飞飞,还是不见有效。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媳妇怀抱着大道理。这一锅烫稀饭没个正碗,该如何吃得下嘛。这些年乡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,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。可这八千块钱,它也还真是回事。看着两个红眉毛绿眼睛的人,不解决好还真怕他们动辄就要去北京上访。真不知道村民中什么邪了,听说其他村子有人上访得了便宜的,都知道爱哭的娃娃多得吃奶。还把这妖事当成正经事了。

三爷爷第一次听见这种事时,差不多白胡子都要翻到脑门上了。他说,这些吃死路漫棺材的人,访他爹访他妈,给他一个二个连出门的裤子都没得一条,看他还有本事坐火车坐飞机去,还要连累人去带回来,这得多出多少钱呀。那明明就是无理的,吓唬谁呢。到后来,这种消息听多了。他就沉默了。他常常吃几口烟就望望对门的山上。那里埋着一个方圆团转会讲理的人,可惜他死早了。

会讲理的人是三爷爷的大哥。里里外外有了事情,大伙都要请他去讲个理,判断个是非。总该是人们怀着对道理的公信,讲理的人应该不偏不倚,行事公正,才让大家信服。这曾经是乡间的一种体面职业。三爷爷的大哥怀抱着满腹的道理,从上村走到下铺,受人尊敬和爱戴。只是他后来拉肚子脱水死早了。现在变成了司法调解员。村子的自治,变成了法治。要依规依法来办事。当然,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调解员的。法律界可是有一句名言:法律是最低的道德,道德是最高的法律。我细思量这话的时候,就想着乡村里原来居住过最高级的法律呀。

如今,都被烟杆三这样的人糟蹋了。母亲说,换土地这事她是听说了的。可听说的事情怎么能放在台面上当证据呢?你看,就连我母亲都懂法治了。调解员姓赵,依了本家的衣水关系,他与赵大毛攀起辈分来。一说一论就成了兄弟,他悄悄拉过赵大毛,耳语着说了许多好话。到台面上时,他说,哥,这哑巴亏你就认了吧,这事要讲证据的,你把这钱给了他,你还去种你沙地头的土地。赵大毛说,得了,兄弟,一笔难写两个赵字,哥就听你的,这八千块钱也养不得我老死,我就当是被贼捣了一回。他把钱往桌子上一放,转身就走了。烟杆三递了根烟给调解员,说,兄弟,还得你来帮我主持正义,要不,这摞钱还真飞了呢。调解员没接他的烟,说,得了,得了,不要得了便宜还推肚子疼。

母亲悄悄说,这烟杆三专门会偷鸡摸狗掐菜花,这副德行怕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。一时之间像是村子里的人都站在了赵大毛一边。他们在一起痛说烟杆三曾经做下的缺德事。其中还有人说到,那些年他和邻村一个小婆娘去赶乡街子回来,在麦地里干的好事,练坏了一大片麦子地,真是可惜了。

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,那两个打架的人早就到了他们打工谋生的地方了。

土地上的变化真是让耳朵和眼睛都不够使了。原来的土墙瓦屋变成了钢筋水泥房子,一些贴上了瓷砖,一些刷上了彩漆。土地本是用来种庄稼的,如今还可以直接换成钱。四平村的人说,八千块,屁股那么大点土地,真是发洋财了。有人就靠着青天白日做起了黄粱梦,指望着哪一天什么风吹来了。

然而,被征用土地这种事情在城镇里常有,在乡村算不得什么常态。四平村的人一说一讲就过去了。上学的上学,打工的打工。虽然发生了这一件事,但比起早早晚晚的谋生,这实在也算不上什么靠得上谱气的长远事。

四平村的青壮年们不在土地上劳动了,但若是哪一家荒了土地,是要被人笑话的。比如,烟杆三家的土地。过年时他为了央求人给他种地,还提着烟酒上了人的门。可村子里的老人们又种得了多少土地呢。加之他的行为不逗人待见,就连累了好好的一块土地。他家的地,就连荞麦这种懒汉庄稼都没有种上。如他所说,一块土地白白放了养麻蛇,被草都要吃了。

没有被侍弄过的土地,慢慢就变生了。这是母亲最不能容忍的懒惰。她才在儿女家几日,就想着要回家。她编的理由常常像个孩子似的,下雨时说房上的瓦片被猫蹬漏雨了,天晴时就说要去晒晒被子或是豆子。我们就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由着她去。如弟弟所说,只要她高兴。

母亲曾大方地说要把一块土地送给族间堂哥建造房子,那是堂哥在埋怨他没有盖房子的地点时,母亲脱口而出的。她本以为她的热情应该受到堂哥热切的回应。堂哥表情淡然,母亲以为他在嫌弃她的土地,其实他是想打另一块土地的主意。从此,母亲决然地不再说要送土地给谁了。即使是她的亲弟弟们要来耕种,她也要像个地主一样,一一交代这里种豆那里种瓜,这里栽树那里栽花。

母亲的另一块土地在村子最当道的路边,够盖三间大房子,还可以带个大院子。村子里在外苦得钱的人家,不断来打探这块土地的价格。有人很大方地出到四万块了,母亲的话却像一堵山墙。她说,给多少钱我都不卖,万一哪天我的儿女们盖得动大房子了呢。母亲背过身子悄悄跟我说,肯定不卖,如果你们哪天哪个在城里混不下去了,好歹老娘还给你们留着个窝拖呢。

新一轮承包土地的政策来了,母亲拿着个本本,像拿着自己一生的家当,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。她戴上老花镜看着本本上的数字,交代我们这块土地和那块土地的边界。我们早忘记了土地上的交界在哪里。母亲痛恨任何人侵占她的土地,那是她的老命根子。只要我们敢说,不要计较。母亲就要放出狠话,她说,除非我死了。偶尔有邻居移动了交界的石头,母亲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,恶狠狠地移回去。她像保护孩子一样守护着她的土地。当她把满背满怀地从土地上采摘来的水果瓜菜搬到高楼的冰箱时,母亲就像一个在土地上刚得了胜仗的女将军。

母亲对待土地的态度,终归是太爱了,不肯放手,还是太爱了,不得不放手。我们,只有依着她的性子,随着她高兴,结出一个又一个的南瓜。

母亲一边纳着鞋底,说是趁她的眼睛还看得见,要给我们每人做一双毛边底鞋。这鞋子养脚呢。说起那些遥远的往事,她顿时又神采奕奕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乡里说要修条公路。村里就按人口分段垫土。母亲带着我们早早晚晚地从河里背沙土,脊背皮磨破了好几层,终于把一段看上去不长的路垫平了。那时,村子里只有少数人家有电视机。有人在电视里看见三爷爷背土的画面,这消息像风一样在村子里吹了好一阵。自此,三爷爷把上过电视当成他的大光荣,在吃茶、吃烟、歇气的当儿,五句话之内必然要扯上此事。他一时像个村子里的大人物。

那时,我没有想过我们垫土方占的是谁家的土地,一条白色的石灰粗线,界定了我家与你家需要出的劳力。上面说应该怎么做,下面按时间和质量交工。这一直是古老的信赖关系。修公路是为了人们能更方便走路和拉车,占了谁家的土地,也是应该的,没有谁敢张着嘴巴去索要利益。这是最起码的公心。许多年后,这公心被利益之心侵略了。

以至于,当四平村前头要修一座桥,需要占用桥头的土地,有乡里的工作人员问及谁家土地时,母亲大方地说,要占多少都行,修桥补路都是功德事。“友邦顿时惊诧”。工作人员为一个老人的通情达理而感动,随口夸奖了她几句。他们说这年月为修路修桥,占了点土地,为点补偿款,争得脸红头绿的,动辄就要上访的。就是为了改造电网,在他们的土地上架个电线杆都不得。母亲这么说话,显然成了极少数。老太太被夸得心里头开了花,她一高兴又报上我的名字,仿佛我成了她土地上结出的最大的南瓜。

母亲一天天老去,白发飘荡在秋风里,像是一地庄稼收过的田野,温暖中的萧索带着无限惆怅和零落。我看她的正面、侧影、背影,想她生龙活虎的年轻时代,一阵辛酸爬上眉间。父亲去世后,她像失伴的大雁,在秋风孤霜中独飞。她坐在谁家的沙发上,都像个客人,只有回到她的土地上,她才是自在的、自由的。

小弟家生了二胎,她连更守夜做好婴儿衣物,风风火火地赶去,没听她抱怨一句楼高腿疼。她说,这是我做奶奶的责武汉治癫痫,哪家医院好任,不管多苦多累,我都要背着抱着守着她,直到上幼儿园。但只要一逢有假期,她是站起身子就要回到四平村的。

中秋前夕,她背着一大箩一大箩的核桃板栗从山上下来,再打电话问儿问女。她说,板栗张嘴了,掉得一地都是,核桃也离壳了,给要从班车上带些进来,辣子红得满地横睡,还忙不得摘回来串了挂着呢。见我们反应平淡,她声音里略带火气,说,等老子背了在街上三文不值二文地卖了去。我说,妈,你歇歇不行么?她说,可惜了,真是可惜了。我就像去山上玩一样,一转就回来了。

那么高的山,那么深的河流,母亲的腿都蹚过去。她不顾危险地蹚过去,索讨不一样的日子。她没想过有一天,她的腿要罢工了,用疼痛来阻止她在土地上的劳动。但她并没有停下来。母亲说,你看,你大奶奶都九十多岁了还在薅苞谷、种菜,你妈才几岁呀。土地没有老去,母亲永远都不服老。

我曾对母亲说,妈,我们小时候听你的话,现在你老了就应该多听我们的话才对。母亲没好气地对我说,除非你妈脚直了,哪天动不得时,你们爱咋整就咋整吧。有谁拗得过一对粗壮的胳膊呢?好吧,我举手投诚。这不,母亲昨天又打来电话,说是柿花掉了一地了,再不回来,鸟鹊们都比你占的便宜多了。她还这么说,你们回来,然后我就跟着你们回去了。

一路上的秋天,它们丰硕地站在树上,田野里,山坡上。母亲的土地上正芳香弥漫,核桃等着我,川乌等着我,柿花等着我,母亲煮的老火腿等着我。满树的洋瓜像人工的铃铛,一摇就掉,母亲说人吃不完,街市上也卖不动,养老在树上都出芽了。在摘柿花时,母亲像发现了重大秘密似的,她说,这柿花放在猪圈里,猪可爱吃了。你二嫂在树下捡了一篮又一篮,四五个大猪吃得抢起来。我也像是被开了许多眼界,吃柿花的猪,猪身上的后腿,炮制成天下有名的宣威火腿,这得有多好吃呀。以往,猪吃的是萝卜。胡萝卜,白萝卜。一地一地的猪草,钻进小伙伴们的童年和少年里,追赶着我们的记忆。

对了,我忘记了。四平村盛产柿花,到了冬天,房前屋后,斑斓的叶子落尽之后,只剩下一树的柿子,花碰碰地开在枝头上,像极了花朵。所以,四平村的人,西泽乡的人,不,还有整个宣威市的人都叫柿子为柿花。我们形容一个人笑得开心时,总会这么说,你笑得像个烂柿花呀。

要走的时候,母亲就耍赖了,她说,过些天我再来。你看这一地的活路。放在树上烂了,放在地里烂了,都太可惜了。母亲又赢了。

当我把家乡清澈的小河和丰收的景象发给远方的朋友时,他们说这么温润的地方太值得留恋了。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,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和酸楚。感谢母亲在这里,为我们守护着一个家园,让我们成为有故乡的人,有根的人。在我乏了累了时,只要一回到这片土地上,我身体里那些漏了的气息,就能得到迅速有效的修补。如果我想要写一首诗的话,也许只有这一句:啊,我的土地我的娘亲。

土地就像是背在母亲身上的壳,母亲依靠它庇护我们。天寒躲过风雪,天晴遮蔽辣日。但我必须要承认,我很少这么仔细地思量过土地的重要。若非是开始回望来时的路,我已经遗忘了自己也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。

我以为日子应该这样洒脱,天大地大,哪里都是归憩之地。有耕有读,日出日落,无论卧躺在哪里,都与阳光、雨露、空气和水,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。吃土而生,入土而亡,几相生长、蓬勃。天养精气,土养肉身,代代相生,不息于一粥一饭。

母亲说,你吃得五饱六足了,当然就忘记了。若是老天赏你真吃土,看你翅膀毛给还硬得起来。爬泥啃土的日子,老娘哪样没经历过。离了这土地,样样都难啊。

仿佛老天有意要来印证下母亲的话语,我在抬眼之间,就被眼前事物上了一堂自然哲学课。如果要在屏幕上打个标题,它应该是:论土地对一切生命的重要性。

晚来风急。有一串花朵在窗外乱舞。我不知道,这一串花朵是怎么开在我的额头上方的。悄然无声地。

我快闪脑补了一下它的身世。也许应该是这样:大风吹来一些尘土,入了女儿墙的裂缝里。鸟儿衔来一粒种子,不小心落进了那一撮薄土里。再有几个雨星子落下来,一粒种子就有了生发的空间。长成一株植物,还开出一串花朵。这生命的奇迹就在我的额头上方悄然生息了。

楼下的香樟和桂树正在大幅度摇摆。暴雨,像是马上就要来了。有大滴大滴的雨敲打着玻璃,视线中的物什渐渐模糊起来。心尖儿上,牵挂着那一串花朵的去向,像心疼一个身世飘摇的同类。

顷刻之间,狂风肆意,高楼呼啸。雨声渐疏时,我急急地开了窗。正好有两朵花落下,我说不清应该描述为惊艳的舞蹈,还是绝望的告别。可我似乎听见,它们呼啦啦地喊了几声母土的魂,就恓惶地扑向楼下的土地,碾作泥尘,护花,或是被另一阵风吹走。

我盯着那株刚历经疼痛的生命,它安静地站立着,直视我的惊慌。根,伸进水泥的夹缝里,叶与风刚刚握手言和。它们成为一些词语的一部分,比如坚韧,比如顽强。当然,也有种苦凉的滋味,从地而起,直入我的心房。这纤细的枝叶,瘦弱的花朵,它们太像一个命运不济的女子嫁到一个贫苦人家,连接生养出几个营养不良的孩子,缺衣少穿,又逢天寒地冻。

我看见那一串花朵紧紧地抱着母枝的身体,母枝也紧紧地拽着它们。冷风迎窗吹来,我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自己,想把孤寂挤压得更加微末。有一只白飞蛾停在蜘蛛网的底部,翅膀在风中扇动。细看,那是一只已经死去的身体,大概是一只蜘蛛发现了它的肉身,囿它于蛛网。白飞蛾的翅膀一直完好无损,再大的风也没有撕破它。就像生活不能把活着和死去成为永远的悲伤,河流之上,总有一片沙洲,成为水鸟的乐园。

风雨停稳时,我上了顶楼,想去探究一株植物的前世今生。

在瓷砖与瓷砖的夹缝处,一个凹陷的小洞里,积聚了风吹来的土。植物的种子不知是来自风,还是来自鸟儿的口。有了土,有了种子,这株植物就发芽了。那么逼仄的空间里,它们汲取天地精气,养自己的经脉,成为一株会开花的植物。生命的奇迹在飞来的土壤里存活了。我的眼睛里涌起些雾气。另一种叫朝颜的花,紧闭着早晨开放的喇叭,正在另一种土里闭目养神。待明日清晨,它们又吹出红艳艳的调子。

每年秋天,我都要遇见枝枝蔓蔓上开满花朵的朝颜,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。咋咋呼呼就开花了,朝开暮谢。我没有亲手培育过它们,它们就那样不管不顾地入侵我的领地,在花盆的瘦弱之土上,在花台的角落里,明晃晃地放开自己。人,有时难免带着些卑贱的贪欲,在不劳而获的地方,像个容易得手的小偷。我多次拍下它们,并向世人炫耀时,就是带着这种劣质的心思美化自我。还有一种叫夕颜的植物,土名儿叫葫芦花,晚来开花,夜里明艳,凌晨凋谢。结出的小葫芦,像野生野长的小娃娃,和着电视剧的情节,令人在心底荡漾出一万种心疼和柔蜜。这两种花,朝夕相对,相敬如宾。各自成为我的颜面,成为来自土地上的亲密问候。

顶楼上,我有一小块长方形的土地。有一株爬满整面墙壁的葡萄。每一年,数不清有多少串葡萄,我与鸟儿们在顶楼的小园子里,成为朋友,争抢果实。关于这小片土地的来历,我想在后面的文字中慢慢道来。现在,我是来探视我的同类的。

墙壁的夹缝中间,但见能长出绿色的地方,都被不知名的植物覆盖着。高高矮矮,肥肥瘦瘦,借着一丝土壤的余力,新生自己。植物的命运与人的命运,是何其相似呀。它们都在自己不能选择的出身里,努力活命、繁衍、新生。

我站在顶楼上,一群鸽子飞过天空,划过一片喜悦。我们,和眼前的植物,究竟来自何处。我突然像个变了身份的人,开始怀疑和追问。而我一直以为,追问来路应该是雄性们热衷的事情,母性更应该关心去向和归途。就着我头脑中乍起的风波,我又想起了大地、母亲和种子。生命的源头都分别伸进了土壤的温床。母亲和土,她们或许应该是一样的物质。生发出一代代人的希望,生长出我们想要的一切。人类的、植物的、动物的,只要有了土地和母亲,大地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能延续的、崭新的。多么伟大的母亲,多么珍贵的土壤,多么壮丽的河山呀。

这么一想的时候,我迅速被一种匍匐于地的喜悦笼罩。风儿雨儿云儿鸟儿,它们都仿佛在对我说: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吧,我没有的,我会一天天生出来给你。

又一个九黄天来了,母亲在数九黄。她说从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九,叫作九黄天。初一下雨初二晴,初三下雨九不停。九黄天下雨下了几天,明年就会有几个月有雨水。还说,九黄无雨望十三,十三无雨影无踪。如果九月十三都无雨水降临,第二年的大旱就来临了。九黄天是秋天最缠绵的天气,绵绵细雨烦人,日日天晴愁人。四平村的人依着节气播种生活,也依着经验摸索些道理。二十四节气里,从立春到大寒,土地上的故事多了去。

这个中秋已过一个月,我才想起没种下白菜。母亲说,过了中秋种的白菜就不会包心了,别种了吧。我看你也是一只憨斑鸠,不分春秋的憨斑鸠。我笑得弯下了腰。母亲就心疼我,说我的日子过得苦,但凡有点余力就要顾东家西家,如今又遇到天大的难事,只恨娘老了,顾不上你的周身了。说得要掉下眼泪来。我说,比起那些年母亲所受的苦,为了全家吃得饱穿得暖,在饥饿线上挣扎,苦得一身痨病,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?

我想起了在爷爷的咳嗽声中长大的童年,爷爷为了自己和全村人的温饱活一世。大集体要交公余粮,宰头猪要交出一半,喊工上工监工,处处还有人怠工窝工偷工,为换得点口粮,要翻山越岭去贵州。如今,免除了一切农业税,种地还有了补贴,家家户户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们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,精神饱满,身体健康,又有什么样的坎是过不去的呢。站在这方寸的顶楼小土地前,我和母亲都因为心安而踏实。

事实上,我甚至常常庆幸在高楼森林里能拥有一方小土地,让我离泥土一直很近。你看,我们总是忘记了已经拥有的一切,对那些没有的异常惦记。眼前,这片小小土地,它们悄悄地追赶着四季。羊粪放在墙檐下,锄头竖在楼道口,瓢和桶安静地站在水管下面。我可以模仿母亲热爱土地的秉性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

秋天,葡萄的藤蔓开始萎黄时,几株菊花傲然盛开了。黄的艳丽,粉的内秀,几朵绿菊代替了夏天的颜色。人参果黄了,辣椒红了。我在这里接收来自土地牡丹江市治癫痫选哪家医院的信息,它让我的精气神里注入一种野生的活力。来自土地和自然的养分,让天空飞过的鸽子与我,在巍巍东山之下,在夕阳晚来时,成为各自的眼神。

这小片土地来源于一种意外。如若让天地有道的物心斗移成为实证,那么在我的絮絮叨叨里,一些回响就有了根源。

我曾经那么执着于童年的欢喜。记得第一次学着母亲栽菜的事。我大致才有七八岁的光景。园子边上有块三角形的飞地,面积小得只能栽下十来棵小白菜,母亲说,那小块地归你了。我高兴得一头跳下两米高的地埂,拿起母亲的生产工具,开始拔草、挖地。浑身使出吃奶的力气,把地都踩熟了,滑石板一样硬邦邦的。母亲转过身来,拄着锄头笑得像火辣辣的太阳。她几个板锄下去,我的土地就向她归顺了。我笨手笨脚地栽下几棵小白菜,母亲说,这鸡啄狗咬的样子真难看。我赌气丢下东西,跑去奶奶身边寻找温暖。奶奶的锅里,正烤着金黄色的大洋芋,所有的不愉快都在一碗土酱里被招安了。

那年的雨水真好啊,我栽的小白菜在成活盘根以后,一天一个模样。每天放学路过,我都要指给小伙伴们看,呶,那是我栽的。她们越是不信,我就越发着急。巴不得母亲就在地边守,帮我否定别人的每一次质疑。在后来看到书上说: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自己栽的树上结出的果子时,我就想起了童年那块绿油油嫩生生的小白菜,那是我在土地上收获的第一次幸福。

大概是我太在意这种幸福感,就想把它延长到我的梦里。但我的梦与母亲的梦是有抵触的。她在土地上奋斗一生的目标是让她的孩子们离开土地,而我总是在离开土地以后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怀念土地。

许多年了,我想拥有一个小园子的念想从未断欠过。就像怀念我的出身一样。我想像母亲一样,在园子里种上各种蔬菜,看着她们生长、拔节。无奈,城市的房价容不得我有奢侈的梦想。一个从土地上走出来的村姑,必然要臣服于清淡的日子。

每当我想念母亲土地上生长的东西时,我就应季而去。穿过弯弯的山路,看见一条干涸的河床,我离家就近了。春天,在风里待核桃树的长条花朵;夏天想吃一锅开花的洋芋;秋天,板栗核桃满得满地都是;冬天,在荒黄的土地上提起一个水萝卜。

土地依然年轻。但村子里的老人们已一个个走进了土地里。就连我的身上也开始生长出些暮气。类比土地上的生机,我像是得了一种魔怔,常常对一些向阳生发的东西着迷。你看,我就连送给孩子们的书的扉页,我都喜欢写上四个字:向阳生发!

我的阳台上,种满了多肉,它在我看得见的生长里,一天一个样。曾有一次,一个放烂了的火龙果,我用纱布过滤了种子,晒干后,种进一个小盆的土壤里。静静地等待着它破土、新绿,长成一盆生机盎然的盆景。看着它们,我每天都能生发出些毛茸茸的欢喜,太像怀抱一个新生婴儿了。

一个时期,我对多肉的迷恋,类似于母亲对土地的热爱。佛珠悠然垂下,像一个女子低眉时的温柔,万种风情,只待人来掀开帘子,婉转百回地叫一声娘子。玉缀早已忘记了母体里的墨西哥原产地,任我摘下一粒,横着直着插入土壤中,她就生出一个又一个小玉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多么有限的土壤啊,养育了如此众多的小王子。我愿意为了它们,夜夜披头散发。

我种过的花朵,实在太多了。就在去年,我曾被一株君子兰大方地奖赏过。春天时,正在培土的邻居送了我一株君子兰。我把它栽到一个淡绿色的上釉花盆里,左右相看,眉眼相适。浇水,爱它。到了冬天,它就突突地冒出一枝,鲜艳地张开了六朵。那些日子,它带走了我心中大半的阴霾。

那年的雨季,雨水的脚杆太长了,一天一天,一宿一宿,下得我心慌。更让我心慌的是,我家的房子漏水了。接着,墙壁也开始蜕皮。夜晚脱落的白灰已经严重扰乱我们的生活秩序。我会在夜里听见我的孩子惊恐的声音:妈妈,什么东西掉在我脸上,啊,又掉进我的眼睛了。这种感觉,刹那让我回到贫穷里,顿生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感。

我开始问病求医。请来补救屋顶的人是我的舅舅,他是个手艺娴熟的匠人,砖的瓦的泥的土的皮的木的,都是他顺手的活路。舅舅像是知道我的梦想一样,他说可以在屋顶为我建造一个小菜园。在听到这个消息时,我一下子又觉得自己即将变成富人。

舅舅沿着靠西的女儿墙边用砖头砌起了一米宽的花台,然后往里面填土。顶楼废弃的材料,一一被他合理利用了。才几天时间,杂乱的顶楼被舅舅的巧手伺候得整整齐齐。他还从老家给我拉来了几袋羊粪,他说那东西种菜好,只是别嫌它臭。

那些日子,我就像一个刚分得土地的雇农,看着突然冒出来的财富,一时不知道要种些什么好。春天来了,我就忙着平整土地,用手抱撒上一层羊粪,再挖出一道道沟,把从母亲的土地上拔来的秧苗分种类栽上去。我的孩子一边捂着鼻子,一边嫌弃地看着我。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,跟他讲些农民伯伯挑大粪的故事。还呵斥他放下手,帮我提水去。

劳作了两个小时,我摸摸头上的细汗,开始幻想着满地的收获。每天都给它们浇水,让它们吃饱喝足。有时回家晚了,还打着手电筒浇过几次。我像一个勤劳的农民,看着自己的土地满心欢喜。

待秧苗成活转绿的时候,母亲来了。她趁我上班的当儿,把我的土地重新折腾了一回,她嫌弃我的手艺,说我理的墒不直,栽的苗不齐,说我这是拔鸡毛哄鬼的整法。说完还不放心,又一锄一铲地教我一遍。我担心母亲把我的苗弄死了,她却哈哈大笑,带着一种必胜的口气反问我:你看看它给会死!如果死了,老娘赔你就是。

那一年,我那一片小菜园里种出的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金豆、小瓜供给太足,以致要央求邻居们帮忙。我的孩子有时会使小坏坏,开门出去后,又一阵风地回来告诉我,他刚帮我浇完土地,用自产新鲜的尿液。

后来,像是所有邻居家的屋顶都漏雨了,他们开始大兴土木。把顶楼开辟成自家的小花园,铺上青石板,砌成花台,种菜,种花,种树。我们在自己的小土地里播种快乐,个个都像刚分得土地的农民,卖力地耕种。品种也越来越多,菜地不够了,就找些泡沫箱子装上泥土,照样种菜种花。甚至也种那些不常见的品种,比如小白蒿、枸杞、川芎等。只要是市场上有的,过一久都能在顶楼上看见。各种花草,各种蔬菜,让顶楼像一个超级空中花园。勤劳的邻居甚至弄来一个大缸,从山上割来黑蒿泡水浇菜,这是防虫又环保的天然生长剂。我们都提着小桶去取散发着臭味的水来浇菜,像是共产主义的小公社劳动场面。

晚饭后,我们在顶楼上打发空余的时间,交换些种菜种花的经验,互通些园子里的有无。从起初时母亲说了这个要怎么样,到如今我认为应该怎么样,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儿。我的孩子放学回来时,一放下书包就往顶楼上跑去。我从他的嘴巴里知道,草莓红了几个,葡萄结了几串,有几只蜗牛,甚至有几只毛毛虫。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的童年。与泥土亲近的童年。那年我种了几株绿菊,他喜欢得不得了,开了几朵,谢了几朵,他都能准确地知道。今年他又爱上了我种的葫芦,幻想着那些葫芦里能蹦出几个娃娃来,与他天天玩耍。

土地依旧在那里,它的变迁是一部人类生存史和精神史,一代又一代人从土地上攫取不同的生活。黄河,长江。北方,南方。

允许我的记忆成为弓箭。一会儿我拉满了,一会儿我疲软了。但我的脚总该是踏在这坚实的土地上。唯有这样,我仰望星月和赞美山川河流土地时才显得有些底气。

如今,四平村的孩子们都从村子前头的路上一个个走远了。他们散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,有的甚至务工到了非洲。于是,村子里的人知道了遥远的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。很多人最关心他们一年的收入,而我的母亲,她更关心那里的土地上种些什么。

我们都在特定的日子里回到四平村。当家族中添丁了,嫁娶了,有老人去世了,或者是遇见沟沟坎坎的难事了,嫁到南山北山的老姑奶奶们,或是嫁到广东广西的小孃孃小姐姐们,都一齐回来了。哭哭笑笑,光阴就老了。

唯有土地是新的。它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老去,新生。后山的庙宇里供奉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。他们像人间所有恩爱的夫妻,掌管着自家土地上的一切。没有人见过他们鲜活的样子,但他们一直鲜活地存在着。就像一季一季的庄稼,欣欣向荣。

那些年,为了温饱,人们脸朝黄土,如今,有人要面朝大海了。

人类因为拥有智慧,就想要主宰大地上的一切。有时,他们成功了,成为主观最能动的部分。有时他们失败了,成为被大地主宰的无奈生命。人们爱用一些严重的词汇来指责人类的妄为,比如惩罚和报复。但有一点是正确的,大自然孕育了人类,也埋葬了人类。

随着年岁增加,我越来越喜欢亲近泥土,也越来越惧怕人多的地方。我害怕别人和自己在夸夸其谈中,掉进尘世的种种悲哀。世界上的事物,唯有土地,最值得人类守护。于是乎,我对那一年连绵的雨生出了许多感激。如此,世界上的所有物事,都不会是纯粹的好与坏。人们福祸相依地生存在土地上。

我在一片小小的土地上,有想种啥就种啥的自由,春秋霸业,只在方寸之间。我也完全理解了母亲对土地的深深眷恋。仿佛这世间,只有这土地从来不曾辜负过人,种瓜,种豆,种花,种果,种自己的心。

大地裂开一条缝,向天空呼唤雨水,滋生万物。女人裂开自己,向太阳索要光辉,成为母亲。土地和母亲,都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母体。只愿我们在挣脱她的怀抱时,眼睛还有慈爱,心中还有敬畏。

迟早有一天,我也要成为土地的一部分。如今,我的身体正在向大地弯曲。我努力地活着,像母亲那样,做一个热爱土地的人。以期让自己有一天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时,能与土地的干净相匹配。

土地上的事物,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故事。天就要亮了。我和母亲决定在冬天来临之前,种一些萝卜。一些喂猪,一些喂人。

叶浅韵:原名魏彩琼,曾用笔名大彩,云南宣威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,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杂志,曾获十月文学奖、中国散文年度一等奖、徐霞客诗歌散文奖等,多篇文章被收录进中学生辅导教材及各种文学选本。已出版个人文集四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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